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结下的传统友谊，也是毛泽东考虑出兵朝鲜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两党之间还有许多特殊关系。朝鲜共产党建立后，主要是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他们的活动，不光是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而且许多重要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布置下进行的。朝鲜共产党中许多人，特别是领导人，大多数加入过中国共产党。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一批朝鲜共产党人到了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后来担任朝鲜内务相的朴一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以及解放战争期间，大约有10万名朝鲜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在中国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军事较量的主要战场。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大城市并控制了交通线，给当地的共产党武装以极大的压力。面对这种形势，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把北朝鲜作为东北部队的战略后方与供应基地。当年6月，东北局委员朱理治和萧劲光赴平壤，在北朝鲜建立了东北局特别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把伤病员和重要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北朝鲜;通过北朝鲜维持中共北满与南满军队之间的交通与联络;从北朝鲜寻求援助及采购战争物资。1946年7月，南满的中共军队把大约2万吨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北朝鲜。这一年冬天，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以绝对优势兵力向南满解放区连续进攻，先后占领了安东、通化等城市。南满共产党军队为了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又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所以，解放区逐步缩小，到这年年底只剩下临江、抚松、长白等县，其他都变成了游击区。国民党军于1947年春继续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中共东北野战军南北夹击，终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东北战史上说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就是指这时的情况。在这期间，在中共“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下，朝鲜又成了东北战场同关内交通联络的重要通道。

　　不仅如此，朝鲜还为东北中共军队提供物质与人员援助。许多朝鲜的志愿人员参加了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在人员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三个精锐师(一五六师、一六四师和一六六师)主要由朝鲜战士组成。在物资方面，1946年至1948年，朝鲜向中共提供2000车皮日本人留下的战争物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紧随苏联等国家之后，同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建交之后，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可以说，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另外，毛泽东也考虑到了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逐渐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只能坚定地站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国家一边，不能站在美国一边，也不能走中间道路。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限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便直接与美国刀兵相见。因此，便积极支持中国出兵朝鲜。

　　毛泽东在做出出兵朝鲜的决策之前，反复考虑了以上这些因素，他十分重视中朝两国历史上形成的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地理、政治关系，更重视中朝两党历史上形成的并肩作战的传统友谊，因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思想倾向仍然是要出兵援朝。他当然也知道中国出兵援朝面临的困难，当会上大家把这些困难摆出来之后，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不管怎么说，别人要亡国了，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我把主席的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可见，毛泽东的这番话，深深地影响了彭德怀，实际上，这番话不仅影响了彭德怀，也影响了政治局许多人，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番话对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