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可以从1951年2月21日英国驻美官员与美国有关官员的集体谈判中得到体现。英国坚决反对对华全面禁运。理由是这一方案脱离现实，具体来说，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必然反对;中国并不依赖海上进口;禁止船运对西方国家的损害恐怕会超过对中国的损害。关于海军封锁，英国更是反对，其理由一是不合法，二是亚洲国家反对，三是引起中国、苏联的对抗，扩大冲突。关于金融控制，英国也反对，认为如不能全面禁运，就不应实施金融控制。其他国家如法国、澳大利亚、印度的立场也大体如此。

　　万不得以的情况下，美国只好放弃了全面禁运的主张，提出了有选择的制裁方案，并在承认香港地位特殊的共识下，向英国作了某些具体让步，这才争取到了英国的支持。

　　再说一下曰本。前面讲过，中国是曰本一个最大的原料基地，所以曰本经济受中国影响非常大。在NSC41号文件和48/1号文件中，对曰本对华贸易施加的限制要比美中贸易的限制宽松的多。这也是曰本为何在1950年前8个月中日贸易总额在3500万美元的基本原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盟军总部完全停止批准曰本对华出口1B类产品，仅允许已签订合同的1B类产品继续出口。1950年12月6日，总部根据商务部禁令，又下令全面禁止曰本一切对华1B类产品出口，包括废止已签署但未执行的1B产品出口合同。1950年12月22日，美国国务院东北亚司建议由盟军总部自行判断曰本对华贸易问题。而总部在麦克阿瑟的主管下，报复性的迫使曰本奉行最严厉的贸易禁运政策。结果，两国间的贸易额急剧下滑。1952年，中日间贸易额仅为1550万美元，月均130万美元，。其中曰本1952年对华全年出口仅50万美元，月平均4万美元，仅相当于1950年前8个月平均出口额的6%，基本处于断流状态。

　　这种禁运不但损害了中国经济，也使曰本经济受到损害。据经济合作署NSC104号文件的报告估计，禁运使曰本每年承受1000万美元的直接损失，而且还将影响曰本贸易格局。1951年6月27日，CIA局长的一份备忘录中，就禁运对曰本经济的影响作了更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在列举了大量数据后，建议引导曰本寻找替代市场和原料产地，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

　　曰本方面对禁运给曰本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忧虑。1951年1月，吉田茂与杜勒斯会晤，提出“贸易是贸易，战争是战争”希望美国不要关闭中日贸易的大门，杜避而不答，却大谈“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自由世界有必要作出牺牲”。迫使曰本继续随着美国的战车前进。

　　为了促进曰本严格执行对华禁运，美国还是给了不少甜头。一是为曰本提供大量的“特需”订货;二是向曰本提供特别援助;三是根据CIA的意见，鼓励曰本积极开拓东南亚的市场。四是暗中许诺将给予曰本“宽大的和平”作为其参与遏制新中国的奖偿。结果在朝鲜战争期间，曰本遵从美国的旨意，采取了较西欧国家更彻底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

　　做为回报，美国于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在没有苏联参加，没有中国与会的情况下，与曰本缔结了和约。在和约签订前，美国多方工作，终于使菲律宾、澳、新等国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特别是对于法国，美国以同意印度支那三个法国傀儡政权参与媾和为条件，争取了法国的支持。

　　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禁运政策，我国采取了坚决的反禁运。

　　在1950年12月美国对华全面禁运之后，中国政府针锋相对的作出了回应。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了《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和冻结在华存款命令》，宣布：鉴于美国政府对中国日益加剧的侵略和敌视行动，为防止其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破坏和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起见，特采取如下措施:

　　一、……

　　二、……

　　总之，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根据这一命令，全国立即统一行动，对美国在华企业进行清理管制，并冻结了美国在华的公私存款。1951年1月底，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昌、长沙、杭州、福州、重庆、昆明、青岛等大中城市的人民政策和军管会，分别对在各市的美国德士古、美孚石油公司，以及其他电力、电话、影业、银行等公司企业实行了管制。7月中，上海征用了在沪的美孚、德士古、美中三家美国石油公司队办公处以外的全部财产和油料。1952年底，中国对美国在华企业分别以征用、征购、代管、管制等不同的方式基本清理完毕。对英国、法国等在华企业也进行了相应的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