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战斗打响。

　　范弗里特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597·9和537·7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背后的□地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这场战役我方叫做“上甘岭战役”，美方称之为“三角形山战役”。

　　美军320多门重炮，27辆坦克以每秒钟六发的火力密度将钢铁倾泻到这 两个小山包上。由于我方对敌主攻方向判断失误，在长达八个小时的时间里，前 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一天伤亡五百五十余人。

　　通往一线阵地的电话线全部中断，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敌人爬上前沿阵地，任由战士们各自为战。

　　这一天里，敌向上甘岭发射30余万发炮弹，500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 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

　　即便是这样，直到四天以后──10月18日，四十五师前沿部队才因伤亡 太大，退入坑道，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该师逐次投入的十五个步兵连全部打残，最多的还有三十来人，少的编不成一个班。

　　19日晚，四十五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

　　597·9高地9号阵地上，美军在阵地顶部的巨石下掏空成了一个地堡， 我军攻击受阻。这个地堡后来再现在电影《上甘岭》里。

　　十九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隔出四五十公尺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看着龙世昌是拖条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 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抵住往里压，压进去就炸了。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乱飞，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0号阵地上，135团六连仅存16个人，在对四个子母堡的爆破中，三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伤亡殆尽了。还剩下营参谋长张广生、六连长万 福来、六连指导员冯玉庆、营讯员黄继光、连通讯员吴三羊和肖登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过黄继光没喊后来那句让四亿五千万人热血沸腾的口号：让祖国人民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他们炸掉了三个地堡，付出的代价是吴三羊牺牲， 肖登良重伤，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七处负伤。他爬起 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 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

　　当时的目击者大都在后来的反击中牺牲，只有万福来重伤活了下来，在医院听到报上说黄继光仅仅追授“二级英雄”，大为不满，上书陈情。志愿军总部遂撤销黄继光“二级英雄”，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我军至今仅有杨根思和黄继光获得过这种级别的荣誉。

　　十五军战后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说道：“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也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优秀儿女，才能这样的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20日晨，敌人再度反扑，上甘岭表面阵地再度失守。四十五师再无一个完整的建制连队，21个步兵连伤亡均逾半数以上。联合国军投入了十七个营，伤亡七千之众，惨到每个连不足四十个人。美国随军记者威尔逊报导：一个连长点 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战斗进入了坑道战。电影《上甘岭》里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10月24日晚上，秦基伟将军部警卫连补充到一号坑道，120多号人，穿过两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连排干部只剩一个副排长，还有二十五个兵。

　　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为后方赢得了时间。10月30日，我方再度反攻。

　　我方动用了133门重炮。美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每秒钟一发美军就受不了了，殊不知我们的战士在10月14日面对的是每秒钟六发的狂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