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部分美军战俘亲身体验到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深为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所感动，也都愿意主动配合战俘管理所的工作。美军“王牌部队”海军陆战第一师美联社随军记者弗兰克·诺尔，在第二次战役中于长津湖地区被志愿军俘虏。1951年圣诞节即将来临时，美联社亚洲总分社在板门店的几个编辑记者得知诺尔还活着，而且在战俘营过得不错，便想通过活跃在板门店、同我方有联系的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和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迪，给诺尔送去一架照相机作为圣诞礼物，并让他拍一些志愿军战俘营的新闻照片。魏宁顿和贝却迪认为，如果诺尔拍些新闻照片在西方发表，将是对美方污蔑志愿军“虐杀战俘”的有力揭露和驳斥。他们的想法得到了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赞同和帮助。此事很快被上报并得到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领导李克农、乔冠华的批准。不久，一批由诺尔拍摄的志愿军战俘营中战俘生活活动的照片被转到美联社亚洲总分社，该社挑选出7张战俘们在战俘营欢度圣诞节的照片发往美国，美国各大报刊竞相在显着位置刊登，立即在全美引起极大的轰动。后来，诺尔随着志愿军战俘管理处新闻科的报道组，拍摄了大量关于战俘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在西方报刊上刊出后，看到自己家人的战俘亲属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战俘们的亲属对诺尔大加赞赏，对志愿军的宽待政策无限感激。诺尔也因此声名大噪，在美国简直成了传奇人物。有的战俘同伴提醒诺尔：“你拍那么多照片登在报纸上，就不怕回去后联邦调查局找你麻烦，说你替共产党搞宣传?”诺尔理直气壮地说：“我拍摄的都是真的!为了真理与和平，我怕什么?”

　　战俘们的自述

　　“联合国军”战俘在被俘后，特别关心自己的生命能否有保障，伤员如何处理，何时能回国，能否与家人通信等等。由于志愿军切实实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对战俘们的心理影响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战俘都写出了他们被俘和在战俘营的感受。

　　美军士兵柯尔勒于1951年被志愿军俘虏，他记述了被俘的经过和受到志愿军宽大对待的感想：“我小心翼翼地爬着，右腿阵阵剧痛，我受伤了。我停下靠在一个受伤的同伴身旁。一位志愿军走过来，取走了我的枪。我又冷又怕，不停地发抖。我和另一个伤兵战俘被送上山顶，一位志愿军战士过来和我们握手，并给我们看一本英文小册子，上面说宽待俘虏，并保障战俘的私人财物。志愿军又俘获了更多的美军战俘，多得令我吃惊。我们7个受伤的战俘同其他人分开，我们和志愿军伤员一起乘汽车到了一个村庄的临时医院。很快，医生、护士就来给我们包扎伤口。我们享用了热气腾腾的早饭——米饭、猪肉、蔬菜。这时我一点也不害怕了。特别令我吃惊的是，志愿军并不把我们当敌人看待。这些中国人都非常温和。我打算多弄明白一些关于新中国的事。”

　　“临时医院给我发了一身中国式的冬衣，因为我们自己的衣服抵御不了朝鲜的寒冬。医院院长每天都来看我们。他常给我们带来烟草，有时还带来点心。我们非常喜欢他。临时医院的伙食很好。我们吃大米饭，有时有面包。我们还吃了鸡肉和油饼。在离前线并不太远的地方，这是多么好的食物啊!”

　　“当我离开医院时，我很难过。我舍不得那些真切照顾过我的人们。但是至少我已经明白了一件事：中国人民终归不是我的敌人。中国人民从未计划过侵略，也从未希望过战争，只是需要建设美好的国家，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我抱有一个希望，我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了解他们政府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生活方式。”